兼論淮北鹽區清末民初的發展

發跡于春秋的淮鹽，曾使春秋吳國很強盛。漢吳王劉濞也曾將淮鹽作為覬覦皇權的經濟支柱。中唐鹽法改革家劉晏注目于東南鹽區，而使淮鹽有了長足的發展。宋元兩朝，淮鹽一路前行，領先于全國。明至清中期，淮鹽區一直居于全國鹽業中心地位。清嘉道朝后，淮鹽似乎跑累了，要稍息片刻般地疲憊了下來。但正是在這種半個多世紀的小息之后，猛地覺醒又向前走去。筆者把淮鹽的晚清至民初的衰落而重振稱作淮鹽自嬗，意欲論證淮鹽的巨大生命力，并以此文尋求指教。

淮南趨衰緣于鹽法和自然的雙惡

明至晚清前，是淮鹽的鼎盛期。清乾隆朝淮鹽達到了最高峰，年產鹽高達1050萬擔（52.5萬噸），乾隆八年（1743）兩淮鹽課銀四百余萬兩，占全國的半數以上。盛極而衰。由于極端落后的生產關系，封建王朝視淮鹽為已物的專斷態度及鹽策，被淮鹽興旺刺激起來的括地以凈式的官僚巧取豪奪，加重了淮鹽的稅賦負擔。加之以報效捐輸為名的索取，終致淮鹽疲憊不堪，隨著清王朝的逐步衰敗而漸趨衰落。至道光初年，淮商壟斷的蘇、徽、鄂、豫、湘、贛6省的250個州縣的淮鹽市場，幾盡喪失。淮鹽由于產旺銷絀，積壓極甚。至道光十年（1830）虧歷年課銀5700萬兩。幸有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兩江總督兼理鹽政、地主階級改革派代表人物陶澍舉起鹽法改革大旗，先行在淮北鹽區實施廢引改票鹽法改革，成效卓著。改革后淮北在14年間，每年行銷淮鹽量是改革前的兩倍，達600萬引，納課銀1100萬兩。同時還替淮南完成銷售定額，每年代納鹽稅銀32萬兩，另補貼淮南經費40萬兩。鹽法改革上，淮南滯后于淮北十八年，只到道光朝的最后一年（1850），才由時任兩江總督兼理鹽政陸建瀛力主，仿效淮北鹽區實行票法，也立見大效。這一段淮鹽史，可以理解成是淮鹽自嬗的第一回，也是淮鹽重振雄風的預演。

然好景不長。已如朽木不可再雕的晚清王朝愈發腐敗，有助于發展淮鹽生產力的票鹽法，至同治三年（1864）起，先后被曾國藩、李鴻章兩任兩江總督漸次篡改，復行舊鹽法——明朝萬歷年間流傳下來的綱鹽法，淮鹽再逆轉為厄運，每況愈下。鹽法被顛覆，對淮鹽無異于當頭一棒。如果說這已使淮鹽外傷累累，那么淮南鹽區自然條件惡化，不利于再興鹺業，則是其內傷了。這種鹽法外傷、自然內傷，足以使曾經是中國鹽業中心之中心的淮南鹽區這個巨子轟然倒下。《南通鹽業史》載：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裝載淮南鹽往漢口的船只在武昌發生火災，毀鹽船400多只，淮商資本凈損500萬兩，給本已疲敝已極的淮南鹽雪上加霜，真可謂淮南鹽的天災。但在次年淮南廢引改票，實施新鹽法，也曾給淮南鹽打了一劑強心針，是時銷區鹽多價賤，淮南鹽一改疲憊之態而大暢一時。后來雖有曾國藩、李鴻章篡改票鹽法復行綱鹽法，然淮鹽巨大的慣性作用，仍使淮南鹽有一定的運行速度。中國近代鹽務專家之一曾仰豐在其《中國鹽政史》著作中記載，清末淮北綱食岸共36萬引，而淮南則達652760引。可見清末淮南鹽產仍高于淮北。清光緒《兩淮鹽法志》說：“淮南場灶甲天下”、“淮南鹽課甲天下”，可見直至光緒年間，淮南的全國鹽業中心之中心的地位仍能保持著。

歷史畢竟不容重來。自然畢竟自循規律。清中后期，海勢逐步東移，淮南鹽區所面臨和利用的海域海水趨淡，海鹽產出率日趨下降。而淮南向為煎鹽，海水趨淡嚴重，鹽分析出率愈來愈低，耗費的煎鹽柴草越來越多，出鹽周期也越發見長，自然其工本遠大于實行曬制的淮北鹽。南通實業家、著名鹽政專家之一張謇（1853——1926）1911年任兩淮鹽務總理，他在1912年《改革全國鹽法意見書》中寫道：“……淮北唯有曬鹽，其工本輕于煎鹽甚巨，大率在一與五六、一與十一二之比例。”由此可以推知時為煎制的淮南鹽工本之重了。鑒于淮南鹽區自然條件已不適合于再煎海鹽，故而才有民國三年二月，鹽務署曾令通泰兩屬鹽場限產，年遞減2成，5年終產（見林振翰著《淮鹽紀要》）。盡管如此，淮南鹽也沒有“嘎”地一聲就停止自己的步伐，雖然所屬各場都不大，生產時是“煙火三百里，灶煎滿天星”，而產量還是無力回天，可還是頑強地在爭取生存。且還在普遍為煎的基礎上，仿效南方鹽場的板曬法，作為技術引進的良法在使用，一定程度上推進了生產的發展和進步。延續到抗日戰爭時期，淮南的九個鹽場還能年平均產鹽75萬擔（37500噸）。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1956年，淮南煎鹽才徹底退出歷史舞臺。

淮北崛起成于規模和技術之雙助

一些歷史事件發生都有預兆性。兩淮鹽中，淮南鹽最早見諸于《史記.·貨殖列傳》，說兩千多年前西漢初時，吳王劉濞在淮南等地煮海為鹽。而恰在兩淮鹽最鼎盛的清乾隆朝二十八年（1764），兩淮鹽運司三分司之一的淮安分司北移海州稱海州分司（駐海州板浦鎮）。雖然雍乾嘉三朝近百年中早為淮鹽衰敗埋下了潛因，但終究是在100年后的光緒朝末期才致淮南鹽一蹶不振的。可興嘆的是淮鹽生命力是貫穿在淮鹽幾千年的運程中的。林振翰《淮鹽紀要》說：清末淮南通泰11場專銷鄂、??西、皖四岸及本省食岸，而其產不敷銷，于前清光緒三十三年（1908），由兩江總督端方撥借庫銀，令淮北垣（場）商在豐樂鎮（今灌云縣洋橋鎮）西增鋪鹽灘40份，名濟南鹽場，場治板浦，以產之鹽接濟淮南所欠鹽量（后該鹽灘廢棄）。據《江蘇省志·鹽業志》，其后幾年，淮北鹽區興起鋪設新鹽灘熱潮。從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至民國三年（1914）7年間，淮北又新建設145條圩子，新建鹽灘1160份，先后成立大德、大阜、大有晉、大源、公濟、裕通、慶日新7個制鹽公司，定名為濟南鹽場。其時淮北另三場中正、板浦、臨興各有鹽灘659、698、597份，四場合計3114份。濟南鹽場建成達產后，年產鹽13.54萬噸，超過淮南鹽區咸豐八年（1858）的產量（12萬噸），更超過宣統年間的淮南產量（10萬噸），以其一場產量而居淮北總產量7成以上，號稱“淮北第一巨擘”。

在淮北不斷建新圩鋪新灘同時，淮南鹽區也在努力克服困難，維持煎鹽生產。但其時淮北淮南的鹽產量比例位置已徹底顛覆。《淮鹽紀要》載：民國十一年至十五年（1922——1926），淮南五年平均年產鹽988562擔（49428.1噸），淮北則達7827853擔（391392.65噸）。《中國鹽政史》載：民國二十年至二十四年（1931——1935），淮南五年平均年產鹽1191000擔（59550噸），淮北則達8495000擔（424750噸）。其中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）淮北年產鹽900萬擔（450000噸），占全國鹽量18%，淮南年產鹽150萬擔（75000噸），占全國鹽量3%。是時，兩淮鹽運司已于兩年前由揚州移駐淮北（今之灌云縣板浦鎮），揚州改設淮南運副，專事淮南鹽務。此亦標示出兩淮鹽區北重南輕。

濟南鹽場的建成并達產，可以說是淮北鹽區清末民初的一個大事件，猶如一匹黑馬在云臺山下的黃海之濱沖出，一個亮相就使減產的淮鹽重新振奮了起來。由于完全是商人投資建成，運作模式是仿資本主義式的雇傭勞動制，管理方式相對先進，效率較高，不僅反映在產量上一個濟南場完全替代了整個淮南鹽區，其工本也是遠低于淮南鹽區的。《中國鹽業史》統計資料示出：1929年兩淮除濟南場外，淮北曬鹽成本為每擔0.338元，淮南煎鹽成本每擔在1——2元之間，曬鹽區偏高的濟南場每擔1.535元，亦低于淮南平均成本。到1935年，全淮北平均每擔成本0.4元，淮南仍因離海遠、鹵氣淡耗時耗工耗柴，擔鹽成本居高不下。此外，據《中國實業志》，民國期間淮北圩鹽氯化鈉含純89.29%、水份6.1%、夾雜物4.61%，淮南鹽則分別為87.9%、6.73%、5.37%，淮北鹽質明顯高于淮南。

在淮南一以貫之煎式產鹽而趨萎縮時，淮北一以貫之曬式產鹽，且因濟南場的建成生產規模擴大產量猛增，又因仿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較先進的管理方式，使淮北鹽得力于規模與技術的兩相助力，猶如騰飛之雙翼，在國家鹽策發生變化時能從容應對。據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著的《中國近代鹽務史資料選輯》第1卷，民國三年（1914）取消了淮北票權，從而開放了淮北票鹽皖、豫引地及行銷淮鹽的安徽宿、渦2縣。民國四年（1915）開放了淮魯并銷的山東臨沂6岸。民國五年（1916）開放了淮北近場5岸（江蘇省沐陽、漣水、東海、干于、灌云）及徐淮6岸（包括江蘇淮安府屬之山陽、清河、桃源、與徐州府屬之宿遷、睢寧、邳州）。這種改革還是比較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，高質量、低成本食鹽可以在競爭中處優，也使吃鹽人減少吃鹽支出。如此，理所當然地也促進了曬式低成本的淮北鹽的發展，同時促成了煎式高成本的淮南鹽的進一步減量萎縮，而使整個淮鹽重心加速北移。

淮鹽自嬗功于欲求和措施之雙聯

清末民初淮鹽成功地進行了淮北淮南間的內部調整，實現了華麗轉身，是政府、社會、鹽商、灶戶、銷區共同作用的結果。簡言之，是生產者、管理者、市場三力合成的結果。看似人的意志、主要是政府意志在左右這個嬗變過程，實質是一條無形的經濟規律在起支配作用。可從欲求、措施以及二者的有機關聯去解析其因果。民以食為天，食不可一日無鹽。淮鹽質量好，行銷范圍廣大，別說兩淮鹽都停供，僅淮南停供，就要有不知多少人口面臨淡食之虞。這是一。淮鹽量大，特別是淮北鹽工本低，利潤率高，有學者著文稱達40——50%，鹽商們主觀上不會輕易放棄經營淮鹽。如果兩淮鹽都收縮銷售甚或退出市場，不知將有多么大的社會混亂，整個國家經濟秩序恐難持續井然。這是二。鹽稅向來是歷朝歷代政府僅次于田賦的第二大財源，淮鹽歷史悠久，春秋時剛形成一些規模，就塞滿了吳國的闔閭、夫差兩朝的錢袋子。西漢吳王劉濞要不是淮鹽之利，也不敢暴露那么大的政治野心，也就不會被廢王位。唐宋元明至清中期，淮鹽成長茁壯，這些朝代中興時期都沒有離開過淮鹽。雖然各朝對于淮鹽的鹽策不盡科學合理，但都是希冀淮鹽的增長，追求的也僅僅是淮鹽的高額利潤。清末民初官府撥借國庫銀又劃出地畝在淮北開發新鹽場，真正動機莫不如是。所以，官府不會任由淮鹽大旗倒下的。這是三。最后看兩淮鹽的產鹽人。淮南灶丁在拚死拚活力保鹽產而對大自然無可抗拒、實在力不能支時，也就放鹽于手，投于墾牧，另謀生路了。淮北灶丁主要是濟南場灶丁，在雇傭勞動制下，只領灶糧和少量的“擔頭費”，鹽產豐欠、銷岸如何、課銀高低似乎都與己無關，比起淮南煎鹽灶丁，就更有一種低級的、無可奈何的適應感，至少說不會成為淮鹽發展的阻礙者、破壞者。這是四。僅如上四個不同階層對淮鹽的欲求，就構成了淮鹽適自然規律和歷史趨勢而動的內在動因和外在條件。

淮鹽區內部在淮南淮北之間重心位置的置換及主次角色的更替成功，還在于淮北集、運鹽斤的模式的出新及新式運輸工具的采用。民國三年（1914）后，淮鹽市場逐步放開，競爭隨之而至。為滿足銷區需要，快捷發運，盡快鹽到銷區投入市場，淮北鹽區在原板浦、中正、臨興三場建立（局）倉垣基礎上，新建的濟南場七公司，儲存鹽斤方式以圩為單位建廩分散堆存，廩之大小有數千擔至2——3萬擔不等。民國五年（1916），濟南場公濟公司投資8萬元，在灌云縣燕尾港建成儲鹽量100萬擔的坨地和出海木質碼頭一座。民國十八年（1929）又改造為鋼筋混凝土結構，稱“公濟碼頭”。公濟碼頭建成使用，使濟南場鹽斤通過圩河而出海而轉內河運達銷區，提高了運輸速率。從此，淮北鹽區在建圩鋪灘熱潮五年后，又大興建坨建碼頭熱潮。民國七年（1918），濟南場大源、裕通、慶日新三公司先后分別出資4萬元、3.4萬元、3.9萬元，在響水縣陳家港建立鹽坨和碼頭，總儲量達425萬擔。民國八年（1919），由大德、大阜、大有晉三公司合資3.8萬元，在堆溝建立鹽坨，儲鹽量252萬擔，同時建46.45米出鹽碼頭，謂之“德阜晉碼頭，搭船棧橋全長85.05米，為木質、混凝土混合結構。民國十四年（1925），大有晉公司又投資在灌河南小蟒牛另建一輔助坨地，儲鹽量24.5萬擔。同年，儲鹽量200萬擔的徐圩坨、100萬擔的張圩坨、60萬擔的三洋港坨、200萬擔的東陬山坨相繼建成投入使用。民國十五年（1926）建立了大浦坨地和碼頭。據國民政府鹽務署出版的《鹽政實錄》載：“大浦坨建筑使用，淮鹽外銷每年達219600噸，超過建坨前5年（1921——1925）銷售總量15萬噸的68.18%”。大浦坨地和碼頭的重要作用，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高度重視，民國二十一年（1932）九月七日，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在鹽務署長朱廷祺陪同下，乘專機到淮北鹽區視察，決定由財政部撥款140萬元，用于建坨和疏浚河道等工程，從而又促進了陳家港坨、燕尾港坨、頭罾坨、猴嘴坨的新建、翻建和擴建。特別是猴嘴坨地和碼頭，于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）建成，儲鹽量150萬擔，筑吊橋一座、水門一座、三層炮樓兩座，用于鹽斤保護。鋪設專用小鐵路兩條用于圩廩存鹽集運入坨。同時疏通了猴嘴坨地至中正、板浦兩場駁鹽干河58公里和板浦場區支河72公里。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（1935——1937），猴嘴鹽坨鋪設全長2423米雙股鐵路專用線，連接隴海鐵路。與此同時，淮北鹽區的曬鹽灘式結構也在摸索中改進和創新。史料可查知的有淮北區沙帽翅式鹽田、淮北區懷中抱子式鹽田、淮北區盤香轉式鹽田、淮北區珍珠卷簾式鹽田、淮北區雙電燈式鹽田、淮北區八卦式鹽田、淮北區圩式池灘八份雙曬式鹽田、淮北區大浦新式鹽田等。這些生產力元素的提高和進步，無疑都確保了當時新生的濟南鹽場的穩固存在和生產增長，也就推動了淮北鹽區的成長，鞏固了古老淮鹽的歷史地位。

淮鹽區自嬗成功的最有價值的歷史意義還在于，濟南場的東部后來成為了鹽城地區鹽業的主干，西部則成為了今之連云港地區鹽業主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。這兩個城市無論是清末民初，抑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的幾十年中，經濟總量因淮鹽而保持了一個較高的水平。特別是連云港市地區，清末民初包括新浦在內的城鎮建設、薔薇河在內的河道建設、東隴海鐵路建設、連云港港口建設等，都受到淮鹽極大的催生和拉動。